副厅级买不起商品房却依然有好房住

-----而老百姓买不起商品房却只能无房住

文/汪华斌

最近我们社会的商品房价格又上涨了，老百姓的怨声载道又开始了；在全社会的老百姓买不起商品房的现实中，我们的官员竟然也公开说自己同样也是买不起商品房了。如2007年广州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就说自己买不起房，他认为‘现在房价确实过高’。最近又有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说：‘广州很多房子价格超过2万元/平方米了。我是副厅级职称，每月工资8000多元，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刚开始老百姓还认为这是为老百姓说话，可看到官员们买不起商品房却个个住上豪华住宅时；我们才知道，这些官员的话实际只是为了对老百姓安慰的。

是啊！如果说现在我们社会连官员都买不起商品房的话，那我们社会的商品房的销售对象又是谁；难道说是老百姓吗。要知道我们社会的官员收入是老百姓的多少倍，连官员都买不起商品房；老百姓应该是连幻想都没有。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官员买不起房他们住在哪里了；因为老百姓现在住贫民窟和工棚里举不胜举，却从来没有发现有一个官员还住在贫民窟；更没有哪个工棚里还住着官员，那么官员到底住在哪里了呢。

如果我们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现在的官员全部有高级住房；他们不是住在宽敞的单位福利房里，就是住在豪华别墅里；根本没有官员到现在还是无房户。如此看来，官员们买不买得起商品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他们即使真的买不起商品房的话，单位的福利房也是豪华型的；所以他们依然是我们社会住房最高级的人。如我有个同学是管进出口的局级干部，早就按级别分了住房；而且还是带小车库的。后来不知道是受贿还是待遇，他的家乡政府又给他安排了一座别墅。然而正是我的这位同学，他的确没有在国内买商品房；可他却在国外买商品房了，因为他的爱人和小孩全部在国外；而且小孩连国外的绿卡也都拿到手了。

所以有人说我们现在虽然是市场经济，可实际还是计划经济全包干；看我们的官员，不仅住房不要钱；而且任何消费全部是公款包了。所以我的这个同学只有到国外去消费了，因此国内买不起商品房的人竟然能在国外买；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官员。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官员收入多少基本与国内的商品房无关；所以他们一方面说自己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又官商勾结而大搞房地产涨价。这样的买不起房有什么社会效果，顶多就是平息一下老百姓的怒火。因为官员都买不起商品房了，你老百姓买不起自然也就正常了。现在的问题是官员买不起商品房，却有别墅住；而老百姓买不起商品房，竟然只能没有房住。

是啊！现在的官员也的确敢说话，明明自己都在国外买房了；还敢说自己买不起商品房。如果是买不起商品房，那官员也应该与老百姓一样没有住房呀；可谁见过哪个副厅级官员是没有房子住的，又有哪个副厅级官员是住得很差的；所以官员说‘买不起房’实际是忽悠老百姓的。既然副厅级都买不起房，普通百姓就更买不起房；那我们的房地产为什么还会那么如此红火，房地产开发商建的商品房都卖给谁了。我们从来只见到房地产老板发横财，还没有见到房地产老板破产。难道我们社会有一个房地产黑洞，它的秘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吗。

其实我们社会最可怜的是老百姓，既没有福利房；又没有单位的集资房。所以我们社会的官员不买房却有高级住房享受，而普通百姓即使花光几代人的积蓄买了商品房；却还会存在无房住的可能。因为我们社会现在老百姓赚钱无保障，天南地北到处跑；所以有的老百姓背一身的债当几十年的房奴，却依然还是没有住房。‘房改’这个名为老百姓的措施，实际是抛弃老百姓的利益而使少数人发财。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商品房的买卖相当容易，即使官员买了几十套商品房还是没有人会知道；我们不是发现有的腐败分子是因为无人居住的商品房而暴露的吗。既然我们社会的副厅级都买不起商品房，为什么官员们还要对商品房的价格推波助澜呢；这到底是为什么，看来真的是个谜了；因为副厅级买不起房却有高级房住，这本身就是个谜。

敢酒醉开车撞人的只有中国的权贵们

-----南京酒醉驾车惨案后带给我们的思考

文/汪华斌

南京城的酒醉驾车撞人惨案，我想应该震动了全世界；因为这事件太悲惨，连撞9人而5人当场死亡。什么叫惨烈，这就是惨烈；连赶到现场抢救伤者的民警都哭了。当看到孕妇腹部开裂而婴儿滑落到地上的新闻时，我们看新闻的都落泪了。然而我们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们社会这么多的酒后交通事故；这究竟是我们中国人无知还是无畏。可当我们对全部的酒后交通事件分析后才知道，敢酒醉开车撞人的大都是我们社会的权贵们；所以这种新闻才成为社会饭后茶余的经常性新闻。

我们的法规规定的是那么明白无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这应该是很严厉呀，可为什么我们社会依然还是无知无畏者层出不穷呢。

原来我们社会真正的酒醉开车的并不是无知的无畏者，而是无畏的无知者；因为我们社会这些醉酒者可都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呀。他们要么是权贵，要么是有钱的大老板。这次南京市的醉酒事故中不就是吗，车是检察机关的；而开车的就是大老板。所以平常我们对这些人也都是‘权大于法’，很多处罚对他们充其量就是个形式；难道我们真的能把这些醉酒后驾车的权贵拘留吗，要知道有时他们自己就是执法者。正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纵容，所以我们社会的权贵者全部高人一等；因此酒后驾车成为中国社会特权的体现。

我们通常知道是‘无知者无畏’，但我们社会却是‘无畏者无知’；看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权贵者，他们明知‘酒后驾车’违法；却还是‘无畏者无知’。因为他们要么本身就是权力者，所以‘权大于法’而‘无畏’；要么是我们社会的有钱人，因为‘钱能生胆’；所以这些人也就无畏了。出了事故不就是赔几个钱吗，所以这些人也无畏。

平常在我们中国的路上，那些敢横冲直撞的车肯定是高级车；因为高级，所以他们就敢横冲直撞。就连行人过马路，我们也都是害怕碰上高级车；因为高级车是不管红绿灯的，他们是特权车；所以行人过马路特别害怕高级车，因为被它撞了；你还要赔人家的车。要知道这车可是老百姓几辈子都赔不起的，所以老百姓被高级车撞了也白撞。

如果老百姓是个开车的，也特别怕车碰撞；当然更怕交通事故，因为老百姓可没有钱可赔的呀。所以老百姓对交通安全‘生畏’倒不是因为法规，而是因为事故成本太高；所以老百姓开车也就不敢违法了。为而我们的权贵者不一样，他们出了事故要么是单位的公款赔；要么是自己的钱多得用不完。为什么中国的权贵们的责任心和文明程度都最低，因为他们根本不怕出事故；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出了事故他们也是张口就说“不就是赔钱嘛，反正有的是钱”。

由于我们社会对不同身份的人采用法律的程度不同，所以我们社会的权贵者根本没有法律意识；因为社会性的管束到了他们那里就形同虚设。本来社会性的惩治措施主要依靠法律，如果法律失之于宽泛；那就不能起到应有的惩治效果。在我国香港法庭对公众人物就不客气，如著名艺人梁家辉酒后驾车并与小巴相撞；当然当时的后果也不算太严重。但最后还是遭到了重罚，被判监禁两个月缓刑3年、罚款1万元、停牌3年。因为香港法官的判罚是基于“公众人物知名度越大，社会影响力越大，社会责任也越大”的观念，所以对明星严格要求。然而我们的执法刚好相反，对权贵者基本是保护性执法；所以我们社会的违法者是谁，基本上是我们社会的权贵者。而老百姓是我们社会的真正守法者，他们既怕当官的，又怕有钱的；还怕有权的。所以我们社会的老百姓是‘怕’字当头，因而处处胆怯。

有人说是我国的交通法律太宽松，因为《刑法》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所以如果用危害公共安全来制约特权，应该有比较好的效果。其实用“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重罪来醉酒驾驶的处罚，并不能改变我国特权问题。我在美国听朋友说，中国人在美国开车很遵守纪律；从来没有飙车的事发生。就是在大陆，我们的权贵们的特权通常在本地区；所以我们的权贵违法乱纪实际也只是在自己家门口的本能，就是到了外地也要收敛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的‘权大于法’的观念作怪。

因此我们在痛定思痛之时，决不应该只反思酒醉开车之特权的事；而是为什么我们社会的权贵们都有特权。因为只有我们社会的权贵才有特权，所以他们才敢‘无畏’；这才是我们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党啊！你咋对自己的儿女也分亲疏呢？

-------一群下岗与自谋出路的另类党员心声

文/汪华斌

党的节日前夕，与一群下岗与自谋职业的党员碰到了一起；大家畅谈党的温暖，却自身又是失去温暖的人。于是大家心想，我们同是党的儿女；为什么党就不管我们了，我们通过什么来体验党的温暖呢。

是啊！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党员两种方向发展，一种是代表党领导功能的群体；另一种是作为党的基石的群体。代表党领导功能的这个群体是以吃喝玩乐为中心，而且在利益上全部与西方国家接轨；代表基石的群体也在分化，一部分向领导群体周围聚集；另一部分则远离了党温暖的范围。在这样的两极分化中，我们自身的利益差距越来越大。

如我们单位在职的党员，基本上都是行政班组长及以上的干部；所以这些人基本上也是年薪制了。除了生活无忧外，每年到国内外风景区开会就有四次；所以党的温暖使这些人整天都是精力充沛，在为党工作之余还能包养情妇。

然而同样是我们单位的党员，下岗的可就惨不忍睹；不仅住房没有，而且生活费也没有了。有的党员去找居委会申请低保，居委会的人竟然说‘党员要带头自谋出路’；结果全国各地到处求职，也没有解决自己家的温饱问题。这时我们的党倒也很大方，你们困难就不用交党费了；反正你们记得自己是党员就行了。

我曾经遇到过两个有意思的案例：一个公路站党支部五个支委集体腐败，而该支部的普通党员却被职工称赞。同样有一个矿山公司的党委，其成员九人个个腐败；而该矿井下掘进支部的党员被所有人称颂。在某医院里有和院长因为把别人送的红包作为住院费交了，结果到处宣扬；可我知道一位普通的党员，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做她的具体工作。普通党员是老黄牛，什么都是应该的；而党员干部是共产党的形象，所以就应该从利益上保障；可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利益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却越来越腐败；而党依然还没有把利益从他们身上转换出来，因为普通党员的利益太小了；因为老百姓没有利益，这就是我们的现在。

虽然我们现在的党员比例中，无职无权的人依然是最大的部分；但能始终在默默无闻而一辈子都有党性原则人却少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党员除一部分是磨圆了棱角的人外，相当多的人还是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们现在领导腐败而党员竟然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些敢于坚持原则的人经过打击或现实的教育也只有认命的了。因为在我们现实中，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利益如何生存。如果我们的国企高管全部是拿低保，他们能在国内外风光无限吗。

我问大学里要求入党的人，‘为什么要入党’；百分之九十的竟然是为了要当公务员，因为入党就提升了一个台阶。虽然他们加入的目的是一样的，可他们未来的发展却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关系资源或环境；挤上去了的就能得到党的温暖，没有挤上去的就只有自己给自己温暖。所以我们的党员的命运也是命里注定或叫环境造就的，而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己努力的结果。

现在有人说‘如果现在还能有按党章做的人，那也只能是无职无权的普通党员’。其实现在连普通党员也要按照领导的意图办，如我老家乡亲们为‘压土地’的分配闹事，就没有一个党员参加。因为我老家的党委说‘凡参加闹事的党员全部开除’，要知道我们那里的党员是按月拿工资的呀；在老百姓到处找不到事做的今天，谁愿意放弃自己的固定工资呀。所以现在如果真的有一些想按党章办事的正直党员，结果只能是方方面面地不合拍；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淘汰；基本没有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我当初按照文件办，结果被领导们认为是另类；最后还是很快就被淘汰出来了。现在不是‘斜不压正’，而是‘正压不住斜’。

有人说现在的领导干部对党还是忠诚的，其实不然；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只能说明你还没有进入党员干部这个层次；进去了就会知道。现在的忠诚不是对党忠诚，而是对自己的领导忠诚；如果说领导就代表党，那我们社会现在是人人都对党忠诚，因为领导掌握着我们的饭碗；我们谁敢不对领导忠诚，难道我们会跟自己的饭碗过不去吗；所以说虽然是身不由己，但我们还必须对领导忠诚；因为忠诚就能换来领导的温暖，没有忠诚也就失去了阳光。看我们这些另类党员，不是同样被党抛弃了吗。

是啊！如果我们看历史，我们从内心感谢党；如果我们看党的文件，个个文件都会叫我们热爱它；但如果我们用利益来评价党的温暖，那我们这个社会也太两极分化了吧。这时我们面对这个活生生的党，使我们真的不敢轻易说爱党了；因为你爱党，而党并不爱你；也就是说，同样是党的儿女；竟然有亲疏贵贱之分。当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儿女分到疏和贱的行列，这些儿女能爱这个母亲吗；虽然感情上还有依从，但起码心是凉的。

我们社会的“收入与贡献比”也两极分化

----领导与明星的比是无穷大，而老百姓的比却是无穷小

文/汪华斌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影视还是体育明星们的收入都有天文数字的可能；如美国泰格尔·伍兹和朱利娅·罗伯茨的年收入就达几千万美元。然而分析人家的天文收入，竟然与其贡献匹配。可是在我们国内，很多人的收入与贡献无关；也就是说，领导的一句话既可以使你上天堂；也可以使你下地狱。如在台湾名不见经传的刘谦，就是由于在中央电视台出名而在大陆名气冲天；在这名气冲天的日子里，他的月收入都超到了过亿。这样的天文收入连世界魔术大师都难以实现，但在我们社会就真实地存在了。再看我们的国有企业高管，在经济危机面前无能为力；可收入水平却是全面与国际接轨的高薪。这不是我们心理不平衡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收入与贡献匹配吗。这套用劳动部副部长2006年的公开宣言，中国的高收入者与贡献背离；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们取消了论资排辈的分配原则；结果占用或占有资源者就自动成为既得利益者。首先是行业间的差距过大，其次是行业内的差距也过大；而且是越来越大，所以才形成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如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而单位负责人的实现了与西方国家接轨的年薪制，再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其年收入水平上千万元的是多数。而职工年均工资二万元的相当多，这就是职工的500倍。

有人说领导的收入水平高，应该是贡献也大呀；然而我们统计单位负责人的工作过程，竟然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时间是在吃喝玩乐中度过；还有百分之十的时间就是签发文件和下达指示，只有百分之五不到的时间能与单位挂钩。有人说如今的决策就是在吃喝玩乐中完成的，这大概也是我们社会的实际；因为我们投资失误的决策全部是在吃喝玩乐中确定下来的，所以领导的吃喝玩乐也是工作应该是国情。但问题是我们有的领导常年在国外游山玩水，而企业只要有效益就是领导的功劳；相反企业陷入困境了，却是外部环境造成的与领导无关；这就是我们社会对领导高薪的原则。

一方面是领导或明星的高收入与贡献不匹配，另一方面却是老百姓的低收入与其贡献也不匹配；如我们的下岗运动中，只要领导点名的就必须下岗；而下岗后只有每月380元/人的生活费，而且是三年内递减；三年后没有了。更为重要的是，哪怕你工作了三十年；或者说你只工作三天，这下岗的政策全部一样。就是这样的不匹配政策，使我们那些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工人和老工程技术人员成为了牺牲品；他们最后只能是吃低保，变成了我们社会最贫困的人；这就是老百姓的贡献与收入的不匹配，只是与领导和明星们的方向不同。我们领导和明星们的收入与贡献不匹配，是因为收入的无穷大；而老百姓的收入与贡献不匹配，却是收入的无穷小。就是这无穷大与无穷小，才形成我们社会泾渭分明的两极分化。

我见到一些港台明星来大陆义演，可出场费还是不下几百万元；然而这样的演出总的收入也没有几百万，于是我们动用全民所有制的资产进行补偿。为什么明星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而我们社会的老百姓却越来越穷；因为我们只有牺牲众多老百姓的利益，才能保障他们豪华跑车飞驶的平衡。这不是我们老百姓非要用高价弄到一张票去看他们的演出，而很多时实际是作为政治任务安排老百姓参加的。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是根据他们在生产中做出的贡献来得到收入的。这就是按贡献进行分配。我们过去是按劳分配，现在却是把生产要素也作为他们的贡献了；如我们的国企高管，生产要素实际是全民所有制的；但现在的高薪实际也把生产要素考虑在内了。而老百姓为什么收入低，因为老百姓没有生产要素的原因；最大的贡献就是自己的劳动。我们对明星们的分配也是如此，全凭他们自己的漫天要价；最后我们的领导进行平衡，用全民所有制的资产保障他们的收入；所以他们的高收入反而认为是按劳分配的结果。

如果我们在美国，明星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无论其高收入是否公正，但却是贡献的结果。因为在人家那里，只有极少数人成了高收入明星；然而在我们社会，是否明星是由领导决定的；因为领导要你红你肯定就能红，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区别。如刘谦如果领导不要他进中央电视台，他到现在也只能在台湾做自己的明星梦。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明星们是竞争出来的，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明星们是靠领导决定出来的；领导眼里有你，你就能成功；领导眼里没有你，你永远也难以成功。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决定市场经济的权力问题。

 我们通常说高收入者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能拉动经济增长。然而这在我们社会也相反，凡高收入者全部是公款消费；所以不仅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成为经济成本。为什么我们的GDP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就因为它含有公款消费的经济繁荣；领导者和明星们得到了高收入，我们社会的GDP也在增加；可实际情况却是公款成本在为社会做贡献。

我们知道被国外媒体评价为“从技术上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袁隆平曾获得了政府科学最高奖，奖金高达500万元。其中有十分之一即50万元是真正意义属于奖励个人的。相对于普通百姓，即便50万元也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但相对于领导与明星们而言，这也太少了。毕竟刘谦的月收入过亿无人过问贡献，而袁隆平的贡献却是举世公认的。这样说来，不仅我们老百姓气人；连这贡献者也不服呀。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叫“人比人，气死人”，也就是说有些事如果孤立地看挺振奋人心的；可比较后才知道的确气人。如我们的老百姓与国企的高管比，我们的袁隆平与刘谦比；很快就能感到心理不平衡，甚至是压抑和愤怒。

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收入与贡献悖论的社会。它的背后隐藏着千百年来中国人浮躁而急功近利的畸形发展轨迹。在功利的大原则下，几乎所有的人都沿着挣钱的金光大道一路狂奔。在全民狂奔的路上，权力成为了财富的运载火箭；所以它造就了我们社会两极分化的客观事实。问题是在如此两极分化的社会，我们那些面对连温饱都没有实现的众多老百姓；我们这些与贡献不匹配的高收入者，难道您不觉得有些羞愧难当吗。

高考状元的炒作价值大于其自身价值

-----所以我们社会才会年年炒作高考状元

文/汪华斌

年年高考，我们年年炒作高考状元；为什么，实际这是一个双赢的活动。教委是为了证明高考是公平合理的选拔人才，中学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教学质量；大学为了证明自己爱惜人才，而媒体是为了吸引人。就连高考状元的家人也有个人目的，不是有的高考状元家长还著书立说了吗。在这些共赢的纽带下，我们每年大肆炒作‘高考状元’；所以每年高考后有很长时间实际是在追逐高考状元的噱头中。然而高考状元能否能成才并不重要，因为制造噱头的人全部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目的。

首先我们社会为什么会热炒高考状元呢，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关系的产物；所以无论是高干的子女或老百姓的孩子，只要是高考状元就会有共同点的闪光点；那就是我们社会公平竞争的产物。在我们社会到处不公的今天，用高考状元来诠释公平竞争是合适的案例。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教委一方面说对状元保密，另一方面却找媒体报道；目的就是鼓励高考的公平性，所以我们社会上上下下对高考状元都很热情；是通过这高考公平来掩饰实际的不公平。在方方面面的鼓噪中，我们这些有目的的人和单位全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其实在如今高考不能定终身的格局中，高考状元早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更何况今天的高考状元并不一定就是明天的人才，很多高考状元沉没了也是正常的。正因为今天的高考状元并不等于明天的炒作噱头，所以我们方方面面的人才会热衷于炒作。在我们这个关系与权势的社会，为什么没有人去炒作权势与关系；而要偏爱每年一次的高考状元炒作呢，实际就是为了掩饰权势与关系的真正作用。因为我们整天在权势与关系的阳光下，我们也需要利用别的闪光点来分散主义我们的失望点；所以高考状元的炒作也就是如此。

我们这个从八股文中走来的社会，考试从来培养目标的是死记硬背的人才；所以我们社会的高考状元只不过是在一次比较重要的考试中发挥得较好的人。记得有一媒体记者采访诺贝尔奖得主、著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教授，问诺贝尔奖得主中有没有高考状元时，当时杨教授笑着回答说：“按照中国的高考标准，我们都是差生，在中学里，都排在十名以后”。为什么我们社会没有真正的科学家天才，因为我们的高考早就扼杀了。就如同今年最牛的满分作文者，总成绩却只有300多分；他被挡在了大学的门槛外，想成为文言文的天才都难。这就是我们多年推崇的高考，它的确培养了天才；最多只不过是当政治家的天才。因为高考通过的全部是样样都懂一些而不偏门的人，而这样的人刚好是当政治家的人才。所以我们社会无论学什么的，只要是从大学里出来的全部能当官；而且个个当的很好，这就是我们高考的功能。我们的高考状元如果正常的话，最后也是到一个官位也就失去了社会价值。

如果说我们关注“高考状元”也是哗众取宠的话，我想大家更容易理解；如我们有的用人单位进了一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也要炒作一番，可最后单位用没有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单位的炒作目的达到了。我们的高考状元也是如此，没有关注高考状元的未来；只要目前炒作就行了。如果将来高考状元毕业卖猪肉，那又是一个炒作点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喜欢炒作的社会。

其实在我们的高考制度下，高考状元也不是天才；充其量只是培养出来的考试机器。所以我们现在的高考状元肯定出不了天才，因为‘天才’不勤奋也能考出成绩才是天才。可我们如今的高考状元，谁不是靠考试和死记硬背出来的。然而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竞争中，人们热衷于投机取巧；总认为高考状元能够带给大家捷径。就如同我们社会的人总容易被外来者骗一样，每次被人家骗了还没有认识；下次还是又上当受骗了。我们的高考状元梦也是如此，它只是我们参与推崇高考状元梦的人自欺欺人的泥潭；因为从来没有一个高考状元能够培养出第二高考状元，这就是社会规律。我们的高考状元不是天才，除了适应高考机器的踏实与勤奋外；没有任何天才梦。自己要适应考试机器，就得死记硬背地去拼搏；没有碌碌无为的捷径，这就是选择在中国大地安于现状方式的青春年月。

我们社会需要的是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我们却总在找捷径；我们的确需要挑战自我的勇气，但我们却总幻想复制别人的成功；我们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勤奋，但我们却总希望有诀窍。我们的高考没有诀窍，惟有勤奋才能发挥正常；惟有拼搏才能创造出好成绩。所以我们的高考状元如果说有价值的话，那就是他们肯定是勤奋者；没有投机取巧者能是高考状元。然而我们从大学出来的人都知道，高考成绩的确与大学的关联不大；没有见到高考状元必然是大学状元，也没有见到高考状元肯定就是人才的现象。正因为如此，高考状元只不过是我们社会一些有利可图之人的炒作；他们明的是炒作高考状元，实际是在创造自己的利益和财富；这才是年年要炒高考状元的原因。

中国社会不缺房，缺房的是老百姓

----所以我国的商品房永远饱和不了

文/汪华斌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人到处悲哀就业困难；因而有一段时间商品房也很冷清。正是因为冷清，所以老百姓指望能买上与自己收入对等的商品房。谁知我国的经济危机还没有解除，而商品房却最先回暖；看现在银行大量对商品房注入资金，使我们期盼的商品房价格又快速的上涨了。正是这商品房的价格上涨，使得政府部门公布说我们的经济回升了。看着到处又在全面开发房地产的热潮，老百姓却犯糊涂了；一方面是大量的商品房闲置，另一方面是老百姓没有住房；这新开发的商品房又是给谁的呢。仿佛中国的商品房需求是个巨大的黑洞，永远都没有饱和的概念；于是激励全民继续投身于房地产开发，因为这里面是一个无底洞市场和巨大的商机。

国务院会议指出，近期国家采取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政策措施，已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积极影响，不少城市商品住房成交量有所回升。当前，要坚持住房市场化基本方向，坚持对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众实行住房保障制度的原则，加大政策力度，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住房消费，保持合理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以前我总爱研究中国现在的住房有多少，实际人均占有住房为多少。因为按我的预测和一些城市2006年的评估，2006年城市人口每家都占有一套商品房；而且平均面积超过了140平米。如果我们再把各单位住房和原有的公房计算，我们城市实际每家的住房是多少呢。也就是说，按我的价值观念计算；中国的商品房已经饱和。只是因为我们社会的住房是两极分化，所以这平均的住房实际并不是老百姓的住房；老百姓依然没有商品房。然而我们社会还有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商品房并不是按户口而是集中在外来人口那里；如港澳台老板，中国内地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的老板；这些人有的是多套住房，而具有户口的公民却不一定有商品房；因为公民所是没有富起来的人。

学习了国务院的会议决定后，我才明白我们社会的商品房永远有市场；因为外来人口是我们社会一个无边无际的市场。首先是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她们）需要在全国到处有商品房；这样也就免去了住酒店的额外消费。另外我们有的老板只要自己的业务扩展到哪个城市，自己就会在哪个城市买套商品房；这样的目的不仅是省去了自己住酒店的钱，而且还方便；所以这样的商品房成本还是十分划算的。看我们现在城市商品房的居住结构就知道，我们社会的商品房并不是真正城市户口的人拥有；而是以外来经商的人为主。而真正的城市户口的人拥有商品房的很小，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商品房的人；所以我们社会城市经济适用住房火热，这就是对应城市户口的老百姓的住房产品。

为什么这次国务院鼓励购买第二套商品房政策很受欢迎的，因为我们社会现在就业根本无法固定；所以为了就业的需要，任何一个人也需要多套住房。今天在这里就业需要这里的住房，明天可能会离开到另外地方去就业；那么领悟地方还是需要住房。就业的不稳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以才有中国农民工这个特色的词语产生。如果多套商品房的政策实施，中国人估计每个城市买一套住房都不多；因为今天南方的经济效益好，我们就到南方去就业；明天北方的经济效益好，我们就奔北方去就业。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多套住房也不多。就如现在的农民，在工作地需要住房；在老家还要修建新房；这就是我们可亲可敬的中国人。只要有了经济效益，我们的商品房永远也是供不应求。

前些年我们商品供不应求，主要是因为有钱人把商品房当成增值的产品；现在我们商品房回归到住房价值还是供不应求，因为我们的就业原因决定了中国人的商品永远不够；所以房地产依然是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的农田全部建成商品房；我国的商品房还是不够，谁叫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呢；全世界都会来淘金，所以商品房再多依然是供不应求。

首先是中国公民有13亿之多，按照家庭计算也有四亿多家庭；如果按照分别在三个城市工作计算，我国公民需要商品房就是12亿套。再按照我们流动就业的途径计算，又需要留有充分的余地；所以中国公民就是有36亿套的商品房，也不一定能够满足需要。比照现在外来人口的就业情况，基本是公民与外来人员相当；所以外来人员也需要36亿套商品房。如此说来，中国大地需要商品房只有达到100亿套；估计商品房的价格才会降下来。

100亿套商品房，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潜在市场呀；我们应该鼓励全世界的房地产老板来中国开发，这个工程太庞大了；估计我们开发房地产就需要五十年。

谁说中国的基本建设热潮过去了，它还没有真正地热起来；想到这么庞大的市场，我们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如此庞大，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成为世界的富人呢。谁说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全部投身于房地产还不能满足需要呢。

看来是我的观念落后，我还以为中国的商品房饱和了；谁知它还没有开始呢。这么大的市场，中国人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只需要开发房地产就能发财。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信息呀，大学生也就不需要着急就业了；因为这就业的春天就在商品房的开发之后，它真的使人陶醉。

‘房改’带给老百姓的除了失望还有什么？

-----房产关系越来越复杂，而老百姓的住房却越来越困难

文/汪华斌

今天一位下岗朋友找我，问二次房改是不是真的；原来是近日有专家称我国应该启动二次房改了，因为住房矛盾现在很突出。如果真的启动二次房改，这些下岗人员又白白吃亏了一次。想当初企业除了把与领导有矛盾的人下岗外，剩下的就是把一些困难户转移到社会；如我这位下岗的朋友，就是在企业排队分房而十五年没有分到的人；最后下岗了，要他去找社会要房。当时他还真的以为社会解决老百姓的住房了，谁知社会商品房除了台胞买外；剩下的也都是外地老板或个体户买，就连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们；他们依然还是企业自己建集资房。所以他不明白，房改究竟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我们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人都知道，住房从来都是分配的；而且是按级别与工龄综合分配的，所以领导总是住好房子。哪怕是同样的老百姓，也因为单位不一样而住房大相径庭；有的单位有好房子住，有的单位住房困难。所以计划经济的中国人住房同样不平等，因而当时住房改革竟然得到多数人的赞同。

当时住房改革是从深圳发起的，也就是把单位分房与个人出钱结合在一起；从而出现了长期住福利房的中国人住自己出钱的经济房概念。然而该模式在内地推广应用中完全变形了，因为当时深圳人的收入水平是内地人的多少倍；所以即使是分房要老百姓出钱，老百姓还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的实际问题并没有影响住房改革，商品房快速在全国展开；结果这些按市场收回成本的住房，大陆的老百姓根本买不起。但我们社会却有买得起的人，这就是第一批快速致富的大陆富人和港澳台的老板；再加上我们下海的演员和港澳台的演员。这些人成为我们社会商品房的目标群体，而且的确火热。正是他们的火热，才刺激了我们社会官员们快速致富的欲望。

由于当时我们社会的官员和国企的高管们全部还没有富起来，但又买不起商品房；于是出现了单位边线的住房改革。也就是说，应该还是单位出钱做房子；最后还是分配住房，但附加按内部价收钱的形式；这就是我们的真正住房改革。因为我们社会的商品从它问世后，从来就不是职工的住房；因为它的对象是我们社会的富人。结果我们的住房改革没有优惠我们的老百姓，反而使港澳台老板和演员们得到了好处；从而使他们能够在所有城市购买商品房而不受限制。为什么台湾老板能够在大陆包二奶，就因为我们的商品房便宜而又不受控制；所以每个城市买套商品房而包一个二奶都是有可能的。

实践证明，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货币化补贴政策与市场房租房价严重脱节。对于城镇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来说，住房货币化早就名不符实；所以住房保障最后还是依赖单位。看我们现在任何单位全部自己建房，主要的根源也就是如此；因为真正市场化的商品房连领导也没有利益，所以单位字建房才能使领导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也是我国住房改革这么多年，实际还是各单位自己建房来解决居住的问题。而真正的商品房，除了富人（含港澳台的老板和演员）外，剩下的就是我们社会的官员了；所以我们社会的官员能够养情人，同样得益于我们住房改革；使他们能够不受任何限制而到处买房。

然而住房不公同样表现出来了，如我在国企工作近三十年；不仅没有分一平米的住房，连住房补贴都没有；因为单位把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费全部拿去建房了。结果领导们都有别墅住了，我还是没有住房的无房户；竟然要自己去买商品房。现在我们住房改革的结果是，有钱的人有单位住房；而没有住房的人却也买不起商品房，这一矛盾将更加突出。我国需要重新审视全国城镇与农村的住房体制，考虑启动‘二次房改’；把农村住房同样进行一体化的改革。因为现在很多农村人实际在城里工作了近二十年，却还只能回农村去建住房；这体制肯定是不公平，当然也就不合理了。

当然，对于“二次房改”首先应该承认“一次房改”的失败；因为当时的目标没有任何达到，反而使我们社会现在的房权五花八门；一方面是大量的老百姓没有住房，另一方面是我们社会却有大量的闲置房。而且住房公积金的腐败现象遍地开花，把多数人的钱用到了保障少数人的利益之上；从而造就我们社会住房的两极分化。

此外我们更应该从工作与住房统一的原则出发，解决农民在城市里的住房；而使农村住房科学化和合理化。从技术层面看，我国全面实现公民有住房的问题很容易解决；而且通过改革农村住房的结果，实现土地最大限度地利用。

总之我们社会的“一次房改”应该说是失败的，它除了造就大批的富人外；就是满足了港澳台老板和演员的需要，使他们成为房改的最大获利者。而我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却成为它的受害者，因为我们一没有得到住房的货币；二也没有住房，三也买不起商品房；四是我们刚好是没有住房的人，你说我们是不是受害者。

既然“一次房改”失败，那么“二次房改”就应该考虑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了；因为老百姓获利才应该是改革的目的呀。然而根据我们房改的过程看，我们的房改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因为它并没有改变我们住房的结构，也没有统一城镇和农村住房的规范问题；反而使我们的住房越来越难，而闲置的住房也同步增长；这就是我们的住房改革，使我们住房的问题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住房改革吗。按照这样的方式改革下去，一百年我国的住房还是多元化结构；这改革合理吗？

正因为如此，房改究竟带给了我们社会什么；究竟房改的目标在哪里，它的方向又在哪里。因为房改使我们老百姓没有希望，所以才对房改失望。

《国企高管薪酬条例》促进了国企的两极分化

-----因为所有的国有企业负责人都会向高标准看齐

文/汪华斌

我国的《国企高管薪酬条例》出台了，全国到处是欢呼声；然而到我单位去看看，发现老百姓很反感这个条例。老百姓说正是我国先后不断出现的国企高管薪酬统一规范，才使得我单位的高管薪酬如同火箭；有时是一天一个变化。正是在国企高管薪酬统一规范的照耀下，我们单位才真的两极分化了；因为高管的年薪都百万或千万了，而老百姓竟然还只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爬；所以老百姓才说是统一标准的薪酬使高管们受益，而老百姓却只能在最低标准工资这里受益；结果才是真的两极分化。

本来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它应该有自己的分配原则；所以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国企负责人的收入水平并不相同，因为既有地区差也有企业差别。倒是企业负责人的收入水平与企业职工没有区别，因为那是一个论资排辈的收入分配；所以有的老工人收入比高管的还高，这就是当时的分配制度。虽然它与改革开放的思想不合拍，但却还是很公平的。

改革开放后，我们并没有改变工资总额的概念；如我单位的工资总额与企业收入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十左右。于是为了增加领导的工资，只好采用下岗百分之十五的人来解决。别看只下岗了百分之十五，却解决了领导们的大问题；因为这部分重新分配后，全部是领导们拿大头。所以自从采用下岗政策后，我单位负责人的工资第一次成为企业最高；因为我们进入到一个按职位分配的年代。

虽然当时的企业负责人收入是企业最高的，但还没有与员工相差悬殊的状况；谁知这时国家开始出台了集中管理的文件出现，通过企业法宣布国企负责人可以拿职工的几倍工资。正是这个法律文件的公布，使得我们所有的国企负责人全部按最高标准靠工资；我单位负责人也是借《企业法》的八倍标准而使自己的工资连翻直翻的。

别看企业负责任人一个人的八倍工资不多，多的是其它领导也要同步增长；如书记就是六倍，而副职们就是五倍。接下来是中层干部也要增加，于是三到四倍是中层干部的工资。可行政班组长们不愿意了，他们也要加到二倍的工资标准。这么加来加去，结果企业的工资总额超过了；于是在没有下岗计划的时代，我单位又下岗了百分之八。这么大规模地下岗，单位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招聘农民工进厂成了创新，是农民工使高管们的高收入得到了最合理的成本消化；结果它成了企业负责人的当年国家级成果。

谁知这几倍老百姓的收入没有拿几年，我国竟然推崇出高管的年薪了；要知道这时企业的效益没有任何变化，如何能保证领导的年薪制呢。于是我国第一次出现了国有企业的效益泡沫，那就是产品全面涨价；我单位的产品最高涨价达到了八倍。这时的效益连外国专家学者都搞不懂，一个长期困难的企业何以能鸡毛上天呢。疑问是疑问，但领导们的年薪必须贯彻执行；因为这是国家政策。

由于我单位是第一次施行年薪制，没有迈太大的步子；所以最高负责人的年薪也只是老百姓的二十倍。结果上级领导认为很保守，重奖了单位负责人；于是领导班子成员自动把年薪增加到老百姓的百倍，因为上级领导说企业效益就是他们的功劳。当然这领导的年薪涨了，我们那班组长也要涨；结果我单位是所有的行政负责人全部是年薪制。问题是当时上级领导布置年薪制时，却忘记了老百姓如何涨工资；可怜的老百姓在领导们全部是几百万的收入了，老百姓还在原来的工资上徘徊。

当我们单位负责人的年薪与国企高管薪酬接轨后，我们单位内部还有自己的政策；如每月按级别发领导干部的生活费，这可是比老百姓的工资还高；而且是年薪结构外的收入。再加上按级别的交通补贴和住房补贴，我单位负责人竟然实际还是每月有固定工资拿；就这些收入也在老百姓的几倍以上。如此说来，那领导们的年薪实际相当于年终奖；每次是只有多拿而从来没有少拿过，因为我们的统计数字是单位提供的。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的效益泡沫现了原型；企业陷入困境了。这时的企业负责人没有想到取消自己的年薪，而是准备再次下岗来缓解危机。幸好遇到国家强制性规定，任何困难企业不得以下岗来缓解危机；于是领导们决定降薪，那就是大家同舟共济；领导与老百姓同步降薪。结果不少的老百姓又退回到了最低工资标准，可领导们依然还是几百万的年薪；因为我们领导不能违背上级领导的精神，按职位分配的原则不能变。

我们实在不明白，连美国人都愿意拿一美元的年薪；我们这为人民服务的高管们，为什么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年薪呢。我们社会现在不缺人，就缺钱。如果我们用企业老百姓的平均工资去招聘社会上的职业经理人，我相信会蜂拥而来；因为我们社会能胜任国企高管工作的人太多了，连傻瓜都能是一个国企好的企业家。

但是我们与国际通行的企业高管薪酬不能变，哪怕贷款我们也要给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兑现；即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中长期激励。所以我们社会哪怕高管不缺钱也要他们拿高薪，哪怕老百姓没有钱也还要降薪；因为我们是一个组织原则特别强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用国外的职业经理人当高管，因为我们的高管是相当于的公务员；它随时随地能与政府机构对换，这就是我们需要指导统一高薪的原因。

我们的‘高考’实际还是‘政治家’的游戏

----因而老百姓更多的是‘陪太子读书’，所以高考舞弊者肯定不是老百姓

文/汪华斌

今天到某教委去办事，完后与相关人员谈到了吉林松原的高考舞弊；同时还谈到了现在高考舞弊的技术进步和禁而未绝。我说现在的高考又不安排工作，高考应该没有实际意义呀；所以高考舞弊应该是得不偿失吧。谁知教委的人竟然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说现在的高考虽然对老百姓的子女没有好处；可对官员的子女依然是一考定终身，所以高考依然有舞弊。只是这些舞弊的人肯定不是老百姓的子女，而是未来前途无量的人。听他们这么说来，高考依然是维护权力者的既得利益；那么老百姓的高考实际是陪太子读书的游戏。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从报送生的状况就知道了；如今年年初，松原高考保送生多是领导干部的子弟；结果因为“秘密”被媒体揭露，最后就发展到高考舞弊；目的还是对这些领导干部子女的保护。所以无论我们的教育制度如何改革，实际永远都没有侵犯到权力者的利益；如高校不安排大学生的工作，但各行各业的领导最后还是把自己的子女安排进了自己的单位。所不同的只是老百姓的子女就需要自己找工作，实在没有办法就只有到个体户那里去打工。如果我们对现在在职人员进行分析，发现在民营企业或台资企业打工的大学生；通常都是老百姓的子女。至于在个体户那里打工的大学生，可以肯定全部是没有关系的老百姓子女。再看我们进正规单位的大学生，可清一色的是有背景的人；这就是不公开的秘密。

我们一直说公务员考试公平，可实际进去的又有几个是真正没有关系的老百姓子女呢。现在的人只知道是公平竞争，却不知道公平背后还有潜规则。如我单位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十大处长，结果引来全国大批的人才踊跃报名；可最后公开录取的竟然还当初党委会上定的人。没有人敢说不公平，因为谁也不知道不公平在哪里；表面上这次进人有内有外，实际上外部的人也是内部领导的子女；只是利用这次合法途径而正规进来而已。至于全国那些陪太子考试的人，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竞争失败的原因；这就是现在的教育改革与人事制度的改革。正因为如此，我说高考没有作用；可教委的人说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政治家的子女就是通过高考来接政治家的班。如果取消高考，这背后的交易也就难办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用文凭的公正性来掩饰用人的不公正性。一旦没有了高考，老百姓的孩子都上名校；而政治家的子女却只有不知名的学校，这用人就没有借口了。所以无论我们的考试录取率是否达到百分之百，我们还要用高考来掩饰社会的其它不公。

其实我们社会不仅高考没有实际意义，就连“研究生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及各种技术专业等级考试；全部是‘官本位’的体现。因为作为任何一个没有关系背景的中国人，实际上对所有的考试都是“爱之深，恨之切”；因为我国的任何统一的考试制度，全部都是有诟病的考试。如果说通俗的话，就是用公权力谋私；就以高考而言，表面上公平；实际上隐藏着很多的不公平。它除了忽视了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教育水平的差异性外，还用“一刀切”的模式抹杀特殊化人才；所以外国人说我们的高考是培养‘政治家’的桥梁。实际上我们的‘权力者’都有这个目的，就是利用统一考试的权力；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而所有的权力者也在利用自己的权力，利用高考来谋求自己的子女来接自己的班。

是啊！我们的制度背后都有权力者的诉求，如我们的高考由各省划定分数线；各高校按地区分配名额。这些高考制度表面上好像很“公平”，而恰恰是在“公平、公正”上出了问题；因为它没有在高考分数线上体现公平。为什么我国会有高考移民，老百姓能移民吗；这就是为权力者预留的通道，因为它实际是向权力者倾斜。其次门槛甚高的分数线面前，那些有限的名额最后分配权还是权力者；所以老百姓挤破头也是没有份的。就连高考加分也是游戏，虽然我们也搞公示；但为什么加，用什么项目加等都是权力者有针对性的文件。所以说高考不是公平的思维产物，依然是维护“权力者”的产物；它是在公平的口号下，使大量的老百姓子女陪太子读书；最后成材的只有太子，这就是我们现在高考难以触及的根本症结。

我明白了，任何制度都是由权力者制订的；高考也不例外。它虽然也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但却暗中规范了保证权力者利益的设置；到底问题在哪里，老百姓实际并不知道。老百姓只知道在高考制度下，自己的家是越来越贫穷了；而官员的后代却依然通过高考达到了继承官员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高考；所以说它实际是‘政治家’（权力者）的游戏，因为老百姓的高考也是陪太子读书；根本改变不了我们通过学习想改变命运的目的。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都不会感恩？

-----因为我们通常都把自己得到的当成是应该的

文/汪华斌

父亲节这天受几个朋友的邀请去喝酒，说是我们自己庆祝自己的节日；期间朋友们说只有姑娘才知道感谢父亲，而儿子通常是不对父亲感恩的。这时我在思考，我们中国人感恩吗；好像这一种处世哲学与中国人无关，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难见到感恩的行为与思想。如果是一个具有感恩情结的人，他（她）不应该对别人斤斤计较；也不应该一味地索取而使自己的私欲膨胀。所以感恩好像的确不是中国人的文化，因为我们不会感恩。

首先从家庭现象中就能感受到，那就是父母亲对子女单项的‘爱’最普遍；而且是最无私的，那才是真正的无私奉献。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父母亲给子女最大方，任何东西是不计成本地付出。可当子女对父母亲时，却表现出另外的一种吝啬的心态。如我们经常见到子女与父母亲闹矛盾，集中的焦点就是子女不愿意出钱养父母亲。如果从感恩的角度看，父母亲早就对子女进行了投入；到老了收获回报也是应该的呀。但我们社会却是另外的心态，用在子女身上可以；用在父母亲身上就有想法。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认为父母亲养子女是应该的；所以也就没有感恩的心态，从而也就没有回报的概念了。

其次是我们社会的富人，这个同时代而产生的富人团体；他们不是继承的，而是时代造就的。想当初他们与我们社会的所有人都一样，今天却是鹤立鸡群的百万或千万富翁了；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富人都有应该有感谢我们社会的情结。然而正好相反，我们社会的富人他们不会感谢任何人；他们只感恩自己，认为是自己的能力致富的；所以他们对社会很吝啬，对贫穷的人更是相当鄙视。因为他们认为富起来是自己的功劳，与社会没有关系；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感恩。

再看我们社会的官员，这些在计划经济中付出而在市场经济中收获的人；使他们的权力变成了没有责任的财富，所以他们也是我们社会先富起来的人群。同样是这些没有责任而只有财富的人，他们竟然也认为是正常的；所以没有感恩的心态使他们对老百姓更加冷漠。因为老百姓的存在成为了他们的负担，所以他们不仅不会对老百姓感恩；反而也很反感老百姓。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官员也没有感恩的心态；如果说有感恩的话，那就是提拔他（她）的上级领导。为什么我们社会的官员连社会公道都没有，就因为他们对社会没有感恩的心态；从而造成我们社会的很多官员实际是最没有社会责任的人。

就连我们到大陆淘金的台商，他们也没有感恩情结；如这次广东省台资企业闹出人命的纠纷，实际还是台湾人对大陆人冷漠造成的。他们不仅不对大陆政策和大陆人感恩，反而认为是他们施舍大陆人。我在美国见到的台商就没有这中心态，只有到我们大陆来的台商才有这种心态；所以大陆的台资企业对大陆人很冷漠。

现在连农民都不感恩了，因为他们也都是唯我独尊；如我老家这次有一大片山被一个国有企业征用了，结果赔偿也是相当丰厚的；有一个附近的村子这次也要搬迁，所以综合按家庭赔偿就有上百万之多。按说这个村子能得到如此高的补偿，又有国家新农村建设的统一支持；他们比其它村子应该是先富起的人呀。然而就是这个富裕的村子，竟然利用就近的原则；把别村子的山全部占为己有了。所以别村子的山一分钱补偿都没有，他们全部自己私分了。

然而就是这个富裕的村子，连公路都是国家投资修的；因为这些富人是不愿意出一分钱干任何事情。看我们家乡那些贫穷的村子，个个村子捐款修了祖堂和祠堂；就只有这个富裕的村子，是什么都不修。就连对四川地震的捐款，也只有这个富裕村子最少。是他们没有钱吗，不是的；他们是当地最富的人。但为什么就只有他们最吝啬呢，原来是财富把他们的公德心堵塞了；他们这么多钱，竟然为几百元的钱没有分平均而拼命；这就是我们可爱的中国富人。

这些年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富人不感恩；我们的官员也不感恩，我们企业负责人竟然也不感恩了。如我单位一班年轻人掌权后，首先是安排百分之十五的人下岗；然后用这些人的工资总额增加了自己的工资，使他们一夜之间成为单位收入最高的人。按说这些人应该一心一意干工作了，谁知他们除公款吃喝玩乐外；依然还是千方百计地谋私。如今天增加他们的补贴，明天把工程款搞成他们的创收；当知道国有企业负责人有年薪制时，他们竟然私自设置年薪制。

这些年的财富增加，使他们对老百姓的感情越来越冷漠；如他们自己全部是小别墅，却要老百姓自己去登记经济房。因为他们把公积金全部修了自己的住房，所以老百姓的住房依然要国家解决。同样是这班人，为了运动会能够捐款几百万；因为这赠送的门票只有他们才能去公费旅游呀。可四川地震的个人捐款，却丝毫不超过上级规定的标准；而老百姓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全部有单位统一代捐了；然后每月从你的工资中扣除。

学会感恩，是为自己已有的而感恩；感谢生活给你的赠予。然而我们社会没有人会这样想，就连台资老板也认为到大陆是来施舍的；却不知道他们施舍背后是财源茂盛。这大概是我们社会的原因吧，因为我们这里在培养不感恩的人；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相互利用的心态，而且还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生观；所以我们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不健康的心态；所以才生活在相互提防之中。

中国人为什么不会感恩，难道真的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因吗；可人家美国人却特别感恩，看他们从总统到老百姓都知道感恩；而人家难道是社会主义吗。正因为如此，我才最不懂中国的人际关系。